只是一会儿，韩孔雀就清理出来了112件西夏瓷，这些器物多为白釉瓷，有白瓷碗、白瓷盘和白瓷碟等，内壁光滑，外壁较粗糙，胎细壁薄，很有代表性。
剔刻花瓷的剔刻花纹一般采用开光构图，巧妙地处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主题纹饰和地纹主次分明，疏密有序，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
西夏瓷器中的碗、盘、钵等圈足器，均挖足较深(俗称“挖足过肩”)，器壁近底处较厚，近口处较薄，底则更薄，这是因为碗、盘等主要用顶碗覆烧法烧制而造成的。
顶碗覆烧法支撑点在圈足部，为了能撑住整个坯体，不至于坯体变形，所以近底处的器壁是最厚的地方。
同时，为了减轻坯体的压力，近口处器壁略薄，器底最薄。
器物外壁多挂半釉，施釉较薄。白釉碗、盘内底有沙圈，其他釉色则为涩圈。
白釉瓷和剔刻花瓷在西夏瓷器中最具特色，西夏瓷胎色多呈灰白色或浅黄色，故白釉瓷均施化妆土，盖住胎色，然后挂釉。
既然有瓷器，那么肯定就有陶器，先前韩孔雀就发现了大批的陶制建筑构件，而现在在瓷窑之中，韩孔雀又有新发现。
成吉思汗陵墓真可谓是一座宝库，在那座瓷窑当中，韩孔雀还捡到了不少宋、西夏的陶瓷标本，包括一批难得的刻花、剔花、划花、印花标本以及窑具，而更为难得的是一批大型陶瓷建筑构件。
这批陶瓷构件十分罕见，其中孔雀蓝釉和素三彩构件尤为珍贵，它们应是西夏晚期的宫廷大型建筑使用的陶瓷构件的残件。
同时，韩孔雀还发现了一枚黄色琉璃瓦当，据此，韩孔雀推测，这个瓷窑应是当年西夏国宫廷用瓷，和宫廷建筑用瓷构件的烧造窑口，而蒙@古人是把人家的宫廷御用窑口整体搬迁进了这里。
这个发现可把韩孔雀高兴坏了，要知道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争奇斗妍，八大窑系遍布全国，后人对宋瓷的研究硕果累累。
但一直以来，人们对地处祖国西北的磁@窑堡，西夏古瓷窑址和西夏制瓷工艺知之甚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大型巨著《中国陶瓷史》时，苦于没有可靠资料，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区进行发掘；八十年代，又对灵武磁窑堡进行了发掘，两次发掘才出土了大量西夏瓷器。
西夏陶瓷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先前没有多少西夏瓷器供人研究，所以进展缓慢。
不过，所有考古学家都认为，如果要想有所发现，肯定要在蒙@古人占据的地方寻找，因为最后西夏就是被蒙古人灭绝的，他们最后的财富，全都落入了蒙@古人的手中。
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被证实，1956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敏盖乡，发现两件黑釉剔刻花瓶，最初被定为元代，后又归入宋代。
这两件经瓶为非发掘品，没有地层关系和可靠年代的实物佐证，但最后认为“可能与西夏有关”。
如果这个是可能的话，那么在1982、1986年，内蒙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发现多处窖藏，再次出土一批西夏瓷，这次就比较肯定了。
所以，当时就有人猜测，当年蒙古人从西夏掠夺的文物，不止是这么一点，应该还有更多的文物被藏了起来，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历代蒙古帝王的陵墓，其中成吉思汗陵又是最有可能出现西夏文物的地方。
现在这一观点算是被韩孔雀证实了，但是他却不能广而告之。
发现宝贝，研究宝贝，是韩孔雀的爱好，现在没事，韩孔雀也不介意多研究一下这次宝贝。
玉壶春瓶、碗、罐、人头像，一件件的过手，这些瓷器，只有上面带有铭文的，韩孔雀才会仔细研究，如果没有什么特点，韩孔雀就立即收起来。
也许这批瓷器是出自西夏王宫，所以带有铭文的还有不少，比如一件黑釉小口瓶，本来韩孔雀没有重视，但是拿在手里，韩孔雀就摸到了上面的铭文，仔细查看，韩孔雀发现这件小口瓶的腹部刻有西夏文。
就连这么一件小型瓷器上面，都有着西夏文，那么其他瓷器，韩孔雀就不得不更加重视了，所以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少带有铭文的瓷器。
韩孔雀发现，瓶子、罐子和小碗上面，往往都有西夏文。
有了这个发现，韩孔雀再次清理了一边他发现的小碗，果然，这里面还真有不少带有铭文。
韩孔雀还真没有想到，西夏人居然有在小碗、小口瓶上面刻录铭文的习惯，要不是无意之中在那件小口瓶上发现了铭文，韩孔雀还真会错过不少带有铭文的小碗。(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