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能够迫使他们向无产级阶让步，让无产级阶有部分权利，也有与他们斗争的资本，那这不也是较为折中的方案，适合在一些资产级阶极强，而无产级阶极弱的国家之中吗？这样最起码我们可以循序渐进，也可以最终实现列斯泽克主义，实现转折吧？”考斯基提出一个假设问道。
“那他们为什么要让步呢。”塔奇米笑了笑问到。
“又或者，他们让步，应该让那一部分人牺牲权利地位呢？是全体都牺牲一点点，还是把某个派系踢出去再容纳无产级阶进来？级阶调和，要调和多久？调和多少年？谁又能保证调和真的是利于无产级阶的呢？考斯基同志，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格外的简单，就是让不受剥削，不受压迫，建立一个无产级阶当家做主的社会与国家而已。但是这种事情一但涉及到政治，他就不再是可以只言寡语就能说完的了。”塔奇米又吸了一口后认真的说道。
“我们的主张和要做的事情是非常简单直了的，但是加上政治，他就变成了复杂的政治权利斗争，必须要为革命的每一步进行反复思考，注定是要在漩涡中挣扎着前进的。政治、权利、利益，他们迫使我们的谠不得不成熟起来，随时准备在最坏的可能上武装自己，应对最残酷的局面。议会斗争就不会流血吗？不，只是印京这边的护工队和工人纠察队就已经牺牲了上百人了。流血，只要要革命，就总是会发生的。”塔奇米严肃又深沉的说道。
“也有的人说我们的谠和理论是很复杂的呢。”考斯基也被塔奇米的言语所感染了，他们两人都不再提刚才的事情，开始聊起来了其他的。考斯基同志终究还是可信的，即使是在那个时空里，卡斯恰尔同志给他的评价也是：我们把他当做导师来缅怀，我们欠他一份情，但他同民主革命分手了，我们也就必须和他分手了。现在他还没有出现那么‘特别’的思想，塔奇米还是比较自信，能实现列斯泽克大家庭的和谐繁荣的。
“没办法，主义总是需要去和其他人辩论的嘛。”塔奇米呵呵笑道。
“要辩论，就总要完善理论。总不能我们只干实事，抬头却没法和那些人辩论了。更何况理论的健全也可以进一步辅助革命的成功。从这点来说，理论与实践，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塔奇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