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朱瞻埈此时却出言反对道：“读书人大多不事劳作，依靠家族、朝廷供养，考中秀才就可以免交赋税、不用应差服役，这样的人越多，朝廷的负担就越重！
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想着的是考中科举做官，一次不中来年再考，往往蹉跎十数载岁月也不肯放弃。
更不用说还有什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说法，一个个的只想着自己金榜题名之后如何如何，却从未想过自己没考上之前要做什么。
divclass=contentadv这种人大多严重依赖父母、家族的供养，甚至成为了一个家庭的拖累。
虽然兴办教育、广播教化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个度的！百姓一股脑的都去经商不行，一股脑的都是去读书也不行！还是要有人种地、纺织和戍边的。”
兴办教育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对的，大力培养读书人也确实有助于国家和地方民生的发展。
甚至于在过去的历朝历代，当地读书人考上科举数量的多寡，也是评价一个官员是否合格，以及升迁的重要标准。
但凡事都是有个限度的，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封建时代普及义务教育？只能说国家养不起这么多的读书人。
甚至别说是普及义务教育，即便只是一个扫盲，对于封建社会来说都是一项遥不可及的工作。
原因也很简单，生产力太低了，养不起。
在封建时代学习文化除了最基本的书本、笔墨和师资的开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出就是时间成本。
封建时代形容读书人往往用一个词叫“十年寒窗”，虽然他们学的是儒家经典，课本也就只有四书五经，但想要学出个名堂，学有所成能够参加朝廷的科举，十年时间都还是往短了说的。
那些家境好的，大约五六岁能够开蒙，读到十几岁已经能够参加童子试的，便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少年英才。
一般情况下可能要到八九岁才有机会读书，因为大明律法规定的是“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皆入社学”。
如果是顶格的十五岁开始读书，等学有所成，不说高中进士，仅仅只是中个秀才也差不多快三十岁了。
以古人的寿命来说，这基本上算是蹉跎了半生了。
所以即便在朱元璋时代，曾经下令府、州、县每五十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明朝的教育普及率也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民间一个村子可能就一两个人识文断字是很正常的现象。
当然，明朝兴办教育是历代最多的，明朝中后期的时候识文断字的人大大增加，教育普及度也远超历代，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就眼下的情况来说，朱瞻埈那一句“养不起”确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像后世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户家庭倾其所有十几年一样，在大明供养一个正经的读书人也是需要一户家庭，甚至是一整个家族花费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的。
若是将几百万两银子都投入到办学上，这确实可以培养出大量的读书人和大量的人才，但这些读书人大多数学的是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并不像后世学的更多是科学文化知识，指望他们能够提升社会发展搞科研什么的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读书人清贵，常年握笔杆子的手让他们再去握锄头耕田种地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能做到耕读传家的都已经是极少数，就更别提躬耕陇亩了。
所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前，想要普及教育并不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不过在点明当今读书人的现状之后，朱瞻埈倒也补充了一点：“大量的为考取功名而读书的读书人对于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但朝廷确实可以加大在社学方面的投入，让百姓识文断字、从而明白事理，若是礼部是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孤是支持的，并且愿意每年拿出二十万两银子来支持这件事。”
朱瞻埈这一副说辞让吕震一下子变得无话可说，毕竟兴办教育和劝课农桑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总不能说让老百姓都去读书，而没人耕地吧？
所以吕震也只好闭上了自己的嘴，不再多说什么。
在朱瞻埈摆平了吕震之后，他又转头对自己的太子老爹说道：“爹，开凿运河确实花费甚巨，但这两条运河打通之后，每年能为朝廷带来多少收益你算过么？”
运河修通能带来多少收益，这个问题朱高炽当然考虑过，他也知道如果能够把运河重新疏通，让开封、洛阳等地重现昔日盛唐、北宋时期的繁荣，对于朝廷来说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政绩，但他还是忧心朝廷的财政开支。
“瞻埈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如果朝廷真的重开故隋运河，这也就意味着朝廷未来十年都不能有其他大的动作了，甚至于任何天灾人祸都能让朝廷入不敷出，也没钱进行大规模的战事啊！”朱高炽有些类似于后世那些总想着把钱存起来以防万一的老一辈，并不是他们不懂投资的好处，只是他们更愿意选择稳妥。
面对朱高炽这样的态度，朱瞻埈略感好笑，但也能表示理解。
不过他随即便对夏元吉问道：“夏尚书，你刚才所说的是按照朝廷往年的正常财政收入来算的吧？从倭国每年流向大明的两百万两银子，以及朝廷开放海禁之后，户部从市舶司收上来的赋税，另外朝廷自己进行南洋海贸赚的钱，你都没算进去吧？”
朱瞻埈的这番话倒是让夏元吉脸上有些赫赫，他刚才确实没有把朱瞻埈说的这些都算进去。
倒不是说夏元吉故意忽略了这些，而是这些钱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夏元吉为了稳妥起见才没有计算这些在他看来并不固定的收入。
不过现在朱瞻埈问起，夏元吉也不藏着掖着，随即便说道：“按照户部的估算，倭国如今每年可以为朝廷带来约两百万两白银的收入，市舶司的税收岁入、加上经营所得应当有一千万两，这笔钱大约与朝廷每年的赋税收入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