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2章开中简政（二合一七千字）
开中盐法是最能体现明朝国力不断衰弱的一个具体事例，而且从中能体会到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以及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越是深入，就越会发现在封建王朝这个框架内，所有的努力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没有万世不变的完美制度。
因为明初几十年实行的开中盐法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参与各方的利益。从当时的角度来说，开中纳盐就是相对完美的一项制度，所以《明史》中有言：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但是到正德五年，所有的一切都大变样了。
首先，盐业自春秋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历朝历代都把盐法作为国政中最为重要的几项政策之一。
因为盐业有两个特点。其一，食盐生产受产地所限相对集中，所以容易被控制；其二，食盐是人体必需品，所以利润丰厚。
《汉书食货志》记载商人‘役财而骄又不佐国家之急’，这些商人从事的行业要么是煮盐、要么是冶铁。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面对北元残部的威胁，因其游牧的特性，在茫茫大漠之中难以寻找，所以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即便打跑了，过上几年蒙古人又会内迁‘驻牧’。
所以大明不得不在西起甘、凉，东至辽东的漫长国境线上驻扎重兵，这样，就需要大量的供给。
然而粮食运输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粮食不方便保存，容易变质，且路途非常遥远，主要产粮的关中、中原地区距离边境防线都有数百里至上千里，北方也没有河道进行水运，所以如果官方来运送这些粮食就是沉重的负担。
基于此，朱元璋就在宋代“钞盐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开中法。
主要做法就是官府出榜召商，写明纳粮的地点与所获得的盐引，这叫“开中”；
随后盐商根据这些条件，自报纳粮数量，并根据要求将这些粮食运送到指定地点，换得仓钞，这叫“报中”；
盐商持仓钞到盐运司等待兑换盐引。盐运司会对所有的凭据进行核对，确认无误之后就将盐引交予盐商。盐商根据已获得的盐引到产盐的盐场支盐，这就叫“守支”。
支盐以后，这些盐要送至指定的批验所核验，核验无误以后就可以送到指定区域售卖。
这一套盐法的本质，是利用盐业的高收入来吸引商业力量完成本该属于政府的运输任务。
开中法施行以后，边境地区的粮食问题大为缓解，以至于出现“九边积谷为多、物多价贱”的局面。正统、成化年间明朝东部的辽东、西部的延绥和宁夏等地的粮价大约为4-5石/两。
这与内地的粮价几乎趋同。
可内地是产粮地，它的价格低是省去了大部分的运输成本，在边境地区能有这样的粮价与开中法的成功不无关系。
于是大明的北方的军需得到解决，朝廷的压力骤减，商人也能够参与到盐的生意里，各方都有动力去维持这样一套制度。
再后来，商人根据自己在开中法中扮演的角色又开始分化为边商、内商和水商。
因为长途运输始终面对成本极高的问题。所以商人想出一个办法，我为什么不能在边疆地区直接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呢？
所以明朝中前期开始出现了‘商屯’。他们用这些粮食换取盐引，然后将盐引卖给内商，直接获利，省去了后面再支盐、卖盐的流程。
内商也不愿意从事几千里的运输任务，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从有盐引的边商手中购买盐引，然后到盐场支盐。
支取食盐以后，他们再分销给‘水商’，所谓水商就是沿着水路将食盐销售出去的群体。
而对于朝廷来说，只要有粮食，那就发盐引，至于是不是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的，那也没关系。
所以中前期边疆地区商屯大兴，《明史》记载：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
整体上来说，其实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
当然，故事的后来肯定不是这样美好。
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守支”，盐引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欠条’，按照道理来说，商人拿到盐引守支，就可以取盐。
但在封建皇权下，皇帝本身会有克制不住的欲望，不断的去开出这个欠条。比如说整个国家一年产盐一百万引，但是京师里画出来的盐引，可能有两百万引。
这从永乐年间就开始了，永乐皇帝五征漠北，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所以就有记载：当是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
当有盐引开始壅滞，不能按照规矩支盐的时候，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占窝”。
道理很简单，你手里有盐引，侯爷手里也有盐引，你说盐场给谁支盐？
这个时候商人怎么办？
没办法，只能花银子去结交权贵和势要，这个行为就叫“买窝”。
这是从宏观角度来看盐法的败坏。
在微观层面，盐法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叫灶户，灶户负责生产食盐，相当于种地的农民。
但是我们都知道，灶户的收入会被官僚系统不断侵占的，
洪武初期，灶户产盐一引给米一石，称为工本米。洪武十七年，朝廷将工本米折钞，但是大明宝钞贬值严重。而且还要忍受‘总催’之类的上司勒索、欺压。身上有几个钱也给敲出去了。
这个时候灶户怎么办？
为了活下去，就只能偷偷的把自己产出来的盐拿出去卖掉。于是私盐的源头出现了。私盐出现以后，又进一步削弱了官盐对商人的吸引力。
或者灶户就干脆逃亡，逃亡之后盐产量下降，又加剧了守支问题。
到了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对开中盐法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将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境地区换取盐引改为商人直接向盐运司缴纳银两获取盐引。
然后让朝廷来负责向边境地区拨给银两和粮食。
这个做法在当时是赚的，因为太祖施行开中法那会儿西北是米贵银贱，所以朝廷征得是米，
但经过上百年之后，西北粮价很低，属于米贱银贵。有些官员就动心思要改征米为征银。
按照原来的办法，商人每引盐纳米2.5斗，换算成银子仅值银5分，但是改纳米为缴银之后，每引征得盐税银4钱左右，这样朝廷获利就会瞬间增长8倍。
所以当时记载“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
也因为这个标志性改革，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变成了是叶淇一个人造成的。
然而明朝盐法的败坏根本上是官僚系统的腐败，叶淇做的事在成化年间也有大臣奏请‘将本色改为折色’。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呼声，就是因为商人困于守支，已经搞不下去了。
当然，弘治五年这次改革的破坏性依旧很大，最直接的就是直接消灭了商屯。
因为不再需要粮食了。边商只能‘商屯撤业’。
商屯消失、军屯败坏，也没有人再给边疆地区输送粮食，朝廷每年拨的是军饷。所以西北是粮食输入越来越少，银子输入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米贱银贵的局面不再，而又回到了米贵银贱。
边军生活成本的增加，导致朝廷的军事开支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边军的作战能力又不断下降。一旦遇到真正的军事危机，就不得不启用募兵制。
募兵制又需要大笔的银两。这些大笔的银两只能是继续压迫百姓来获得。于是局势越来越坏，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
所以问题来了，这些财富去了哪里？
商人？对，部分盐商通过官商结合获得了利益。
官僚？不错，他们不断的盘剥、贪污，也肥了自己的腰包。
勋贵、内臣？也对，这些人不断的通过向皇帝奏乞‘盐引’的方式来获利，而且商人中盐有数额限制，即不许过三千引，但是成化皇帝大笔一挥就给了万贵妃的兄弟万通淮盐五千引、赐给皇后母亲段氏两淮官盐两万引。
弘治皇帝对待亲人也很好。从弘治五年起，他赐给歧王两淮余盐一万引、赐与益王两淮余盐一万引，弘治十二年赐泾王两淮余盐一万引、赐申王两淮盐一万引，以上这些费用是“助婚礼之费”。
顺带一句，两淮盐引是食盐里面价格比较高的。所谓盐引壅滞，大部分是指两淮、两浙。像山东这些地方的盐场，是开中有余，甚至无商可中。
然而即便两淮、两浙盐引如此壅滞，但是赏赐的还是这些。
所以真正的利益获得者，也许不是叶淇。
也许是被称为统治阶级的一群人。
所以开中盐法能够原封不动的改回头吗？
一句话，绝不可能。
其一，守支问题非常严重，商人又不是冤大头，他都知道支不到盐，谁给你送粮食去？
其二，商人的‘人情支出’到正德年间已经非常高昂，从盐运司、盐课提举司要巡盐御史，一众官员的口袋都靠盐商来填满，这个时候开中，盐引价必须开得很低，形成对商人的吸引力，否则就没有意义。可开得很低，朝廷收入锐减，最后就是全部贴补给贪官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吏治，所以开中法还没改好又开始去整顿吏治？吏治是那么好整顿的么？
其三，商屯破坏以后，西北商业资本大幅度败退，有钱人都没钱了，谁给伱去商屯？内商？不会的。商人最注重风险管理。换句话说，现在政策改回来，会不会再改？信任一旦被破坏，想要重建是非常困难的。不要说不会再改了，谁知道会不会再来个叶淇。
其四，改回去干什么，再花个几十年败坏？
所以正史中除了弘治五年叶淇改革，万历年间袁世振盐政改革也不是往回改，而是施行所谓的纲法。
而对于顾佐来说，他看不到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