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日本投降后，一共有118人被作为甲级战犯被逮捕，但是最终只有28人受审，期间有2人病死，另有一名战犯大川周明通过装疯卖傻没有被追责，最终是25人受审，7人死刑，16人终身监禁，2人有期徒刑，这看上去似乎是很“公正”的审判，但是事实上，除了那7个被绞死的人，他们后来都得到了释放，并没一个得到监禁。而这中间完全是美国在从中搞事儿！1948年12月23日，在军事法庭宣判后，盟军驻日总司令官麦克阿瑟释放了关押在监狱或在家软禁的19人，他们作为甲级战犯，居然直接跳过了流程，完全没有被法庭起诉，这19人中包括签署对美国宣战声明的国务大臣岸信介，东条英机内阁负责镇压政治异己的警察官僚安倍源基，以及右翼组织的首脑玉誊士夫等人！随后在1952年的《旧金山和约生效时，盟国最高司令官又释放了所有甲级战犯！最耻的是在5年后的1957年，本身就是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任日本首相后，笑嘻嘻的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开始拉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且允许美国在日本限制地设置军事基地，当然，在安保条约签订后，岸信介就请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释放所有乙级丙级战犯，他们有的在巢鸭监狱，有的在同盟国的监管之下。而岸信介更是大言不惭的对艾森豪威尔说，虽然这些人犯过，但是已经萌生悔意，并且他们的及早释放，有助于日本告别过去，向美国靠拢！
听听，这是多耻的话！然而这对希望拉拢日本封锁中国的的美国而言，却是利大于弊的，于是艾森豪威尔大笔一挥，这些战犯就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回到了日本，其中很多都成了后来的反华主力。
所以从1952年开始，新中国就开始不断和美国以及日本交涉，相对而言，美国方面要容易一些，1952年3月，美国交出了首批被“提前释放”的日本丙级战犯5人，而中国方面则是租用了苏联的轮船将这5人带回了中国，关押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1952年6月，美国又在“认真复核并且确认其罪行”后，“提前释放”了1名乙级战犯和3名丙级战犯，而中国方面依旧是租用了苏联的轮船将其带回，就这样，在美国这种故意拖泥带水的“释放”之下，直到1956年3月，美国才分15次共计交给中国11名乙级战犯和39名丙级战犯，而其他的日本战犯则以“考虑到其刑期过长以及美国和欧洲各个饱受法西斯践踏国家人民的情绪，暂时不方便交接”为由被继续扣在了美国。
而日本方面则更耻，在中国向日本提出要求其交出以石井四郎、朝香宫鸠彦、大川周明为首的多名战犯，但是日本先是以他们已经经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为由，不同意交出，后来在中苏的交涉下，勉强同意在1952年10月1日之前依照中国方面提出的名单来交出战犯，但是随后又提出其中大部分战犯身患重病或是精神有问题，需要先在日本进行治疗为理由拖延到了1953年6月，之后便借口病人病情加重，不适宜交给中国；而在中国态度强硬的要求“即使是躺在床上动不了，也必须交给中国”后，日本又借口大多数战犯因为已经释放回家，需要时间进行找寻工作，并且借口日本战后户籍档案丢失，而故意拖延时间，1954年1月，日本终于同意将战犯交给中国，但是和美国提出的理由一样，日本借口自己是战败国，经济不好，没有多余船舶运送战犯，要求中国派遣船舶来进行交接，并且日本同时表示，先期经由民国政府释放的部分战犯，因为户籍档案丢失，暂时法找寻到，需要更多的时间，就这样，从1955年开始，日本直到1956年的4月，才将最后九名战犯移交给中国，而其中，就包括了石井四郎、朝香宫鸠彦、大川周明三人。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在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出生，曾在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920年12月毕业后，时年28岁的石井四郎决心成为一名陆军军医，为日本和天皇效劳，然而在日本陆军中，军医的最高军阶为中将，但是当时的石井四郎却声称：“我非晋升为大将不可。”
，1933年秋，石井四郎派黑田大尉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圈定了500多平方千米的地盘，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日夜不停地修筑“兵营”。不到一年时间，便建成了约100栋的配有火车专用线和飞机场的兵营。在这个营区中央就是监狱和人体实验的综合设施，1935年初夏，关东军又强占距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并于1936年春动工，开始了营建细菌部队的设施。这也就是犯下数罪行的731部队，可以说，731部队就是石井四郎一手创造的！但是历史上，在1947年，他在被美国抓捕后，石井四郎把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要求美国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而美国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通知苏联军队：“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队成员不能作为战犯处理。”
从此他们一直被美国包庇下来，在随后的1951年，石井四郎从东京抵达朝鲜，转年朝鲜战场上再度出现细菌武器，而石井四郎本人，在最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