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的使臣离开了，但垂拱殿上的大宋皇帝和大臣们如同吃了个苍蝇似的难受。
他们被威胁了。
想要愤怒，当然是当着辽人的面愤怒，却不敢的憋屈可不好受。
有骑兵就了不起吗？
当年大宋也有，还不少。
要不是西塘吐蕃的贸易断了，西凉还被西夏给抢了，大宋也不缺战马。也不畏惧和辽国一战，可是现在，大宋的战马存量已经不多了。辽国一旦越境，大宋的城池可能会没事，但是城池外的村庄就该倒霉了。
开战，尤其是对克制自己的敌人开战，所承受的压力永远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赵煦脸色发白的看向了章惇，艰难道：“章相，你意如何？”
章惇的臭脾气，早就想法发作了，可是他也想到了大宋和辽国的实力不对称。不同于西夏，辽国要是南下，很容易就打到中原腹地。对大宋的经济破坏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如果他这个宰相一意孤行要开战，最后大宋的损失巨大到让所有人无法承受。大宋不怕和西夏打，关中早就不复前朝时期繁华，可是辽人进攻的地方，都是大宋最为富庶的地区，这样的损失，很容易让大宋彻底崩盘。最后，论过，他可能就要成历史上的晁错，被祭旗的那种倒霉蛋。
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才叹气道：“陛下，臣以为不宜树敌过多。”
听到章惇的奏对，赵煦松了口气。他被气坏了，但同时理智告诉他，与辽国开战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让大宋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
即便是他爹，也不敢这么想。
“诸位爱卿呢？”
皇帝也不能听章惇的一面之词，做皇帝的要一碗水段平，在后宫是这样，在朝堂也该如此。当然，就赵煦的小身板，在后宫想要一碗水端平，这辈子都没指望了。他十岁时候娶的一百个嫔妃之中，如今快十年了，还有不少是处子之身。不是他不想，而是身体不允许啊！但是在朝堂上，彰显他的大度，这点气量他还是有的。
蔡卞觉得章惇话没说完，似乎有话要说，却又顾虑太多。谁让他是章惇的跟班呢？老大没说完，小弟补充。
他清了清嗓子，很难得的说了自己的见解：“臣以为辽国以骑兵威胁我大宋，虽没有开战的迹象，但我大宋不能不防。我朝的精力放在了西夏，无暇顾及辽国的威胁。但我河北两路的禁军，不能无所作为。”
“爱卿有何计策？”
“挖沟！”蔡卞笃信道：“骑兵需要开阔的平原，咱大宋没有太好的防备办法。但挖沟渠能阻碍骑兵行动，同时还能兴修水利，一举两得。要让辽国看到我们有所防备，不敢轻举妄动。等我大宋对西夏决胜之后，才能筹备对辽事宜。”
“会不会赋税无法支撑？”李清臣担心蔡卞这么做，会让户部对西北的支出减少，这对于已经占据优势的西北战事来说，蒙上了一层隐隐。
章惇没好气道：“不会短了你枢密院的钱财。”
面对辽国的武力威胁，皇帝和群臣也商讨不出个绝秘的办法。尤其是面对十万，甚至更多的骑兵南下的时候，就更难了。大宋不怕西夏的入侵，主要是西夏南下大宋关中平原，中间隔着几百里的山地。西夏人再多，也难以突破环庆路和鄜延路的防区。即便西夏攻入关中平原，想要进入中原还是难之又难。函谷关过不去，一切都是空想。可是辽国就不一样了，一旦保定府被破，四京之一的大名府就暴露在了辽国的铁骑之下。
大名府被破，那么黄河防线也不稳当，汴梁也暴露在辽国铁骑的进攻之下。
京城要是受到了威胁，那么大宋王朝也在旦夕之间了。
当年真宗就是差点被辽军打到京城，才不得不下令在澶州和辽国决战。平原决战，对于宋军全步兵的艰难程度来说，可想而知。再加上个不安分的西夏，赵煦觉得当初亲政的时候立志要做千古一帝的梦想，有夭折的迹象。
用打仗来威胁大宋，会有效果吗？
很多时候会有。
西夏在真宗时期就有了自立的迹象，大宋早就指挥不动西夏了。可是真宗被大臣们坑的死去活来，哪朝哪代有大臣骗皇帝去前线打仗的臣子？
别的朝代没有，可在大宋就出现了。
真宗可不想自己再一次步澶渊之战的后尘，再被大臣们哄骗一次。再说了，西夏又不是河东、河北，对于大宋的重要性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不听朝廷号令就不听吧，真宗觉得也没什么。最关键的还是他堂堂皇帝，被大臣骗去了前线坐镇，最后还没有打赢。这很伤自尊。
万一要是大宋对西夏也没有打赢，他这个皇帝就该下——罪已诏了。
低头认错，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这辈子都无法洗刷的耻辱。
到仁宗时期，李元昊的叛乱开始之后，大宋的朝堂才突然发现，西夏已经成了大宋的心腹之患。可几场大败之后，就连仁宗也没有了信心。尤其是赋税上的不足，让皇帝和大臣们紧张万分。
当仁宗突然发现，朝廷一年的支出超过赋税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两百万贯。当时仁宗府库里至少有五千万贯的钱财积累。但皇弟家也不能寅吃卯粮吧？
实际上，两百万贯对于大宋当时六七千万的财政收入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寻常年景，也不过几十万贯。
这一刻，宛如灭顶之灾般让他老人家坐不住了。也是庆历新政的诱因。什么冗官，冗兵，冗费，之类的积弊，都是假的。要是别的朝代，加税就能解决。而且就缺口来说，缺的并不多。调整盐铁税，就能彻底解决。可是在大宋，从皇帝和官员，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才是变法能实行必要条件。
仁宗没有想过加赋。
神宗也没有想过加赋。
到了赵煦亲政之后，也没有想过要加赋。别看大宋的赋税连年创造新高，主要是人口多了，多了三千万人，赋税不多才奇怪。
至于说大宋的贫富差距大，在城中的百姓和务农的百姓之间的差距，让社会底层极不稳定。可这话也是鬼话，大宋的贫富差距是大，但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地域的问题，而是职业的问题。种地的农夫收入少，主要是大宋对粮食价格的调控太严。
大宋对粮价的平抑，已经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甚至可以说魔怔了。开国以来，有记录的粮价一直维持在200文至300文之间一石。盐价从唐朝时期的150多文，降低到最好的海盐在45文一斤。这样的价格，对于亩产才两石多的农夫来说，尤其是那些没有土地，租种的佃户来说，辛劳一年，根本就剩不下钱。但要说，吃饭都吃不下去，也说不过去。大宋造反多，很多造反的头子目的就很不纯洁，他们是为了等朝廷招安，好做官。
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巨大，这才是大宋的困境。
尤其是城市人口可以轻松赚取农夫的两倍收入，但税收却要比农夫低的多。这导致了大宋手工业极其发达，大量有一技之能的农民，抛弃土地进入城市生活。这恐怕才是大宋最大的困境。尤其城市人口，可以个给富人做奴仆，甚至年轻女孩也可以去给富人做丫鬟小妾。别以为进入官宦之家做小妾就低人一等，小妾也要签契约，过两年等见了世面，还能出府嫁人。
而且给官宦人家做过小妾的年轻女子，在婚假市场上颇受欢迎。因为这些女子是见过高贵人家的规矩，是能够传家，提升普通人家家教的捷径。
想要解决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差距，废除解除农业税，但这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困境难道大宋的皇帝和大臣们看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