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盂鼎为何会失去？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其实，这一切还要从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说起。
当年西陕郿县凤鸣镇的另外一个大财主，名叫宋兆奎。
这个宋财主饱读诗书，虽然做过南郑县教谕、汉中府教授等等的职务，但都属于芝麻小官。
他索性就让儿子好好读书，自己一心为商。
经过多年经营，宋家成了当地最大的财主。
宋兆奎有钱后，觉得金银等浮财，实在容易散失，不如存上一件可以传家的宝贝，留给子孙后代，更为稳妥。
正好，眉县常兴镇的李家村有个土财主，要出售大盂鼎。
他用一车银子，也就估计有3000两，将这件西周的青铜重器，买回到家中。
这件西周的青铜器就是高101.9厘米，直径是77.8厘米，重153.5千克的大盂鼎。
更为珍贵的是，里面还有291字的铭文。
铭文的内容是周康王训诰大臣“盂”，牢记“殷代因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的教训，一定要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云云……宋兆奎就将其命名为大盂鼎。
不久之后，那位财主又在发现大盂鼎的土崖下，挖出了更大的一尊青铜鼎。
宋兆奎得知消息后，不惜重金，又将重500余斤，高110厘米左右，比大盂鼎还要“威猛”的第二尊青铜鼎，买到了家中。
第二尊更大的青铜鼎，同样是周康王赏赐给大臣“盂”的，那怎么命名？
总不能叫它老盂鼎，或者叫它超盂鼎吧？
第二尊青铜鼎虽然体积大，但里面400余字的铭文字体却有些小，它就被宋兆奎，命名为小盂鼎。
重300左右斤的小鼎，就成了大盂鼎。
而重500左右斤的大鼎，就成了小盂鼎。
《木兰诗》中有云，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套在这里，不说明白，你就分不清哪个鼎大，哪个鼎小。
一般不了解古董文物的，怎么叫都可以。
那么，到了现代，为什么这阵错误还没有纠正？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了对于青铜器的命名规则。
学术界对于有铭文青铜器的命名，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器主名器名。
如在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着名的墙盘，定名根据便是器主名“墙”、器物是盘。
多数情况下，器主名前会带有职官或族氏，如墙盘又称史墙盘，就是因为墙在周为史官。
器主名缺失的情况下，器物便以作器的对象名称命名，如司母戊方鼎，即为庙号为戊的女性先人所做的方鼎。
然而，考古学者经常能够遇到，同一个器主的不同青铜器，于是学者们便用作器时间来加以区别。
如西周中期的七年趞曹鼎，和十三年趞曹鼎。
五祀卫鼎和九祀卫鼎！
西周晚期的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等。
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和它的“兄弟”小盂鼎，就比较奇特。
前者铭文的纪年是“廿三年”，后者则是“廿五年”，也有学者认为是卅五年。
那么，根据青铜器定名原则，两器应该分别称作“廿三年盂鼎”和“廿五年盂鼎”。
要是这么按照年代来计算，还真就是大的大，小的小，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