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的四月，文登的屯堡一批批在各地建立起来，星罗棋布的撒在登莱的广阔境域内。
因为地契得来不正，加之其中有不少骨皮分离的田地，各地争地群殴事件每日都在发生。耿仲明的标营忙得团团转，只要有文登的人来报说哪里有闻香教，他们就急急赶去，抢完打完又去下一处。
宁海州、莱阳、栖霞、蓬莱各处都有一个典型被弹压，登州兵变刚过不久，地方官对这群辽兵畏惧如虎，只看孙元化的下场就知道，乱兵还可能招安活命，地方官却没有活路。而且他们在登州久了，消息也很灵通，看耿仲明等人作为就是为抢地来的，而地是文登营的，也就是说耿仲明背后还有个更恐怖的陈新，他在登莱已经是比巡抚还强大的势力，这些地方官谁还敢去受理那些告状的人。
宋闻贤的外务司草创，规模十分有限，但宋闻贤这几年也带了几个随从出来，他们与登莱地方上的官员打打交道还是会的，三月四月一圈拜访下来，该给的好处也给了地方官。各位父母官本来就不敢惹辽兵，现在又有了好处，对各类上门告状洗冤的一律压住。
刘民有和陈新确定的方针是重点打击缙绅，族长则是无限期扣押，直到他服软为止。不服软的就一直以闻香教名义调查，对宗族中其他有地位者敲山震虎，达到事实消除族权的作用。
不幸成为典型的几处地方遭到严厉打击，领头的缙绅和族长非死即抓，地方官不敢收押的，就由辽兵暂时羁押，罪名一律是勾结乱兵残余和闻香教结社。
土民打不过这些辽兵，辽兵又不讲理，加上领头的都不在，民户如同一盘散沙。文登的屯堡乘机建屋占地，这些屯户全部都有刀枪，民户已经不是对手，只能任由他们站稳脚跟。
接着就有些能言会道的人到各个村中招募屯户，凡是原来耕种他们土地的佃户一律吸收，仍种原地，屯堡中有耕牛分配使用，有统一组织的水利建设，十岁以上小孩可以在学堂识字，粮食买卖都由门市包下，保证足称。唯一多出来的负担，便是有什么兵役和两种劳役，兵役是要参加屯堡训练，也可能会调去打仗，劳役则是修葺水利和附近道路。
相比起那些佃户原来的沉重负担来说，这些条件十分优厚，文登这几年发展很快，各种传说流传在各地，据说连新去的流民都能吃饱饭。这些土民中不少也有亲戚在文登，或是投奔过去的。各种口碑都很好，佃户以前受着几重剥削，一旦投入文登屯堡，那么就只承担固定粮税和那几样差役，而且兵役和修路都还有一些报酬，并不是白做。
在利益面前，他们的敌意逐渐消除，除去少部分族中的死忠外，大部分佃户马上感恩戴德的加入了文登屯堡。而屯堡暂时让他们仍然居住在原来的村子，这是莫怀文特别要求的，就是要借这些人的嘴巴跟左邻右舍宣传屯堡的好处。
生产资料和工具归属的变动，在迅速的改变着几处乡村的农村状况，原来宗族控制下的耕牛、耕地现在都能在屯堡取得，而且屯堡背后还有强大的军队。利益链条的改变正在割裂原来的宗族纽带。
等到屯堡开始招募一批临时劳工修路的时候，开出了三钱银子一月的工钱，没有加入屯堡的普通民户踊跃报名。各地报上来的报告都很乐观，认为现在就算把那些族长放回来，这些民户也绝不会再跟着他们与文登屯堡群殴。
这个结果让刘民有很满意，莫怀文的策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威压之后才给甜头，既确立了文登营的强势地位，又在之后达到了缓和矛盾的目的。通过吸收佃户化解了对土地这个重要生产资料的矛盾，再通过提供劳动机会消除当地自耕农的戒备心理。唯一无法化解的，就是缙绅和那些土皇帝族长，因为文登抢去的利益都来自他们。
这套方法在其他地方逐一推开，莫怀文也到了平度州，开始接受处理最麻烦的平度州。这里田地数量很大，整个平度州耕地两百三十多万亩，另外还有十万亩左右抛荒地，后来在康熙年间才重新耕种。
文登营在攻克平度后抓了当地的吏目，将城中缙绅的土地改归文登营，这些大部分是熟田，其中投靠的不在少数，与登州佃户居多不太相同，这将是矛盾最激烈的地方。因为其中很多投靠的都是缙绅的亲朋故旧，实际上每年只交很少的挂靠费，其中又有骨皮分离或再另外招租的，情况比登州更加复杂。
平度州前面设的屯堡大多是占据争议较少的地，如今开始要动那些敏感的优良地块了，莫怀文的策略便是绝不认挂靠，只认地契。实际在耕种的佃户，可以入屯堡。其他的一律收归文登屯户耕种。
平度州还会有一轮激烈的斗争，莫怀文对此也早有预备，文登存储的武备源源不断往平度州运送，武装那些普通屯户。
刘民有则留在了登州，改组钱庄和四海商行，陈新和他一起完善了一些细节，军队用退养金入股，但不能作为股东直接参与经营，军方的唯一股权代表是陈新，董渔可以在受委托时代理。
商业资本一旦与军队利益结合，文登就不再是往封建土地化发展，会转而偏向工商业。提醒刘民有想出这个办法的，正是临清州的那位知州和判官。
各地缙绅、官僚和牙行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垄断，缙绅有出身和资本，牙行控制销路，而核心正是地方官僚权力，文登的工商要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每夺取一片新的势力范围，都会为工商扩展出大笔的利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