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知道三司条例司议论科举改革，于是官家下令三馆以上官员必须在一个月以内写一封奏疏言此事。
三馆以上就是有馆职的官员。
由此可知官家这一次下诏让官员言事的范围之大。
苏轼如今是馆职是直史馆，正好是可以上疏言事的范畴内，于是苏轼便上疏给官家了。
苏辙看苏轼的奏疏面上露出忧虑之色。
苏轼看向苏辙道：“怎么了？是不是在条例司又与吕吉甫，王介甫争议了？”
苏辙道：“些许争议倒是无妨，大家都是闭起门来讲，只是王介甫不许我言于外罢了。只是兄长这上疏怕是会触王介甫之怒啊，三郎一直与我说，不可触及王介甫政柄，如今你上疏……不是公然与他不和吗？”
苏轼道：“我入京以来虽是不懒拙不事事，但官家此番上疏让三馆以上官员言事，我又岂可不言。”
“既然说了，我又如何能说假话。王介甫说变革新法，恢复学校取士说是尧舜之制，恢复三代之时，其实自汉唐以来科举取士久矣，我辈皆是受益于此，怎能不言。”
苏辙见苏轼坚持不再说什么了。
次日苏轼便行上疏，而同时章衡亦是上疏。
章衡上疏与苏轼皆然相反，他反而是赞成以学校取士之法，但并没有谈论诗赋取士还是经义取士的优劣。
于是这两份奏疏同时在官家的桉头。
御桉左首的奏疏是殿中丞直史官判官告院苏轼的名字，题目是《论学校贡举疏》。
右首则是右正言直集贤院判太常寺章衡名字，题目是《论大学小学之教疏》。
苏轼与章衡的议论各有千秋，论科名苏轼是制科入三等，章衡则是嘉右二年的状元，甚至压了苏轼一头，但这一次二人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却都受到官家的赏识。
官家身旁侍直的正巧是修起居注陈襄以及天章阁待制章越。
内宦道：“陛下，苏轼，章衡皆已到殿外等候陛见，不知传召何人？”
官家道：“先见苏轼吧！”
不久苏轼翩翩入殿，官家一看苏轼，真是好个苏子瞻，果真风采照人。
其实没见苏轼之前，官家已被苏轼的文辞所折服，对此官家方才询问章越苏轼如何时，章越已是感觉到了。
章越也没忘了在官家面前给苏轼点个赞。
官家对苏轼问道：“苏卿所言学校之制，虽盛于三代，然而今日却不复用，文中有可观之处。但言反对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朕却觉得不然。”
苏轼道：“陛下，这正是臣要讲。君王若以孝取人，则有人故意割股事亲，以廉取士，则有人故意恶衣劣食，凡是能符合上意的，总有人无所不用其极。汉朝以孝廉取士之弊如此，怎么不警惕呢？如今陛下以经义取士，读书人读圣贤之书则失了本意，本以经义欲教化人，反令世人相率作伪。”
章越是认同苏轼的说法，后世八股文的劣名，大家都知道的。但话说回来，明知八股文的弊端，但明清二朝为何还是坚持要用呢？
官家问道：“那么如今诗赋取士难道比策论更能择士吗？”
苏轼言道：“陛下，以文章而论，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也。但以作官理政而言，则诗赋，策论皆是无用，祖宗以诗赋取士必有道理。”
“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然而以区区策论便定一个读书人贤愚，而不观其言，试其功，此举可乎？”
听苏轼之言，官家已是信服对苏轼道：“朕早就疑此法可以行否？如今得卿所议可以解惑了，卿与朕言，朕登基以来为政之得失？就算是朕有什么过失，卿也可以直言。”
听到这里，章越给苏轼狂打眼色，示意他不要乱说。
领导要你批评，你还真批评啦？
但苏轼听了官家这话后，对于章越的暗示完全无动于衷。苏轼连半句铺垫也没有，直接言道：“陛下为政至今有三处失当，一是求治太急，二是听言太广，三是进人太速！”
章越听了苏轼之言，差一点一口老血吐出。
你批评也就算了，还骂了这么多人。
进人太速？
啥意思啊？
指着和尚骂秃子？
要不是你当真我的面说出来，换了背地里，我肯定以为你是在官家那拆我的台。
仅仅是这一句话，你可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吗？
苏轼却完全没有感觉，直觉得自己在君前直道无隐，国家出了问题，他就要说出来，这是直臣的本色。
官家听了苏轼的话也是很羞愧，苏轼不仅说得对，还一针见血，正好把他为政至今的问题说得是清清楚楚。
简直让这位登基当了两年多皇帝的官家，差一点下不了台。
但官家是个爱才之人，对苏轼之言不仅没有生气，还是十分虚心地道：“卿之三言，朕必会细细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