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昭随窦世英进了西梢间的书房。
窦世英塞给窦昭一张契纸：“有朋友邀我在京都开银楼，我入了五万两银子的股本，用的是高兴的名字。你悄悄地收起来，谁也别告诉。”他说着，流露出些许的得意，“若是银楼不赚钱，你就抽股，好歹也能收回三、四万两银子，给自己置办几件衣裳首饰。”
看样子，父亲准备把高兴给自己用了！
可犯得着这样吗？
就为了把这笔银子洗白了，然后白白损失一、两万两银子？
想到父亲从来不知道柴米油盐贵，窦昭强忍着才没有说出什么不敬的话来。
“是哪位朋友邀您一起开银楼？”她果断地把契纸收进了衣袖里，问父亲，“除了您，还有哪几位股东？都各是做什么的？您占总本金的多少成？银楼由谁管事？”连珠炮似的，一口气问了七、八个问题，把窦世英问得愣在了那里，想了半天才道：“是郭颜约的我，除了我，还有翰林院的两个同僚赵培杰和陈宋明，再就是日盛银楼的东家张之琪，一共五个人，我入股五万两，占三分之一，张之琪占三分之一，郭颜等三人占三分之一。银楼由张之琪打点，我们每年分红就行了。”
窦昭骇然。
父亲竟然要和日盛银楼的张之琪合伙做生意！
是命运原本就是这样安排的呢？还是因为她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而让父亲有机会认识了张之琪的呢？
前世她和父亲说不上几句话，根本不知道家里到底有些什么生意，没有办法判断。
但在前世，日盛银楼最初不过是大同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楼，张之琪接手之后，将妹妹嫁给了大同总兵府的一位坐营官为续弦，从此开始做大同总兵府的生意。没几年就成了大同的首富，又在京都开了间小小的分店。辽王登基后，他一跃成为内阁首辅石均圭的座上宾，开始总揽九边的军饷，一时间风头无两，先后在保定、济南、武昌、杭州、淞江等地开设分店，成为名震大江南北的巨贾，两个儿子一个走捐监在通政司做了个小吏，另一个参加科举谋了两榜进士的出身，做了吏部给事中。
京都的人都在传，说张之琪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辽王起事的时候，他将全部的身家二十万两银子都捐给了辽王，以助辽王成事。石均圭，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
窦昭问窦世英：“高兴什么时候来？”
“我已经让人给他带信了。”窦世英说着，走到旁边的大书桌前，从暗格里拿出个红漆描金玉簪花的匣子递给了窦昭，“这是高兴一家人的身契，你收好了。”
窦昭没有和他客气，把匣子和那张契纸收在了一起。
回到屋里，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前世，宫中惊变，皇上的亲卫军却反应迟缓，等到辽王射杀了太子，逼皇上写下了禅让书，在金吾卫的簇拥之下带着禅让书出现登上了午门，接到太子求救信的五军营和神机营这才赶到朝阳门，却被五城兵马司拦在了大门外……
种种迹象都表明，辽王起事，并非临时起意。
而现在离宫变只有四年的时间了，按道理，辽王应该早已开始部署了才是。
张之琪选择在这个时候来京都开分店，是巧合呢？还是早已投靠了辽王，此次来京为辽王打前站的？
窦昭想到日盛银楼的另外几个股东。
郭颜是已经去世了的内阁首辅曾贻芬的女婿，从前在翰林院任侍讲学士，曾贻芬去世之前，他外放陕西按察使，三年后，升至陕西抚巡，节制陕西都司、行都司七十六个卫所，二十一万大军。辽王登基后，他任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
赵培杰，此时在翰林院任职，兼詹事府少詹事，东宫属臣。太子死后，他自缢于家中。
陈宋明，行人司司正，天子近臣，辽王宫变，是由他执笔写的禅让书。辽王登基后，他升迁国子监祭酒，可没过几个月，就投河自杀了。
事情有这么巧吗？
她越想越心惊。
那父亲呢？
如果这是有预谋的，他们又瞧中了父亲什么呢？
前世，她只管着和魏廷珍较劲，哪里注意到这些！
听到伯父们和父亲升迁，也只恨老天不长眼，在心里冷哼数声，派个管事送上一份贺礼了事。
那窦家有没有参与辽王的谋逆呢？
窦昭坐立难安。
她很想找个人商量商量。
陈先生和宋墨都是好人选。
可自己又怎么跟他们说辽王四年之后会造反呢？
窦昭靠在床头，揉着太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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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墨也靠在床头，揉着太阳穴。
“这么晚，你冲进颐志堂来把我叫醒，到底有什么事啊？”他无奈地望着在他床前像困兽般走来走去的顾玉，“你有话直说行不行？我这几天都在宫里当值，好不容易轮休，正想睡个好觉。要不，你先去客房歇息，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
宋墨说着，打了个哈欠。
皇上的头痛病又犯了，吃了太医院的药不仅不见好，还开始胡言乱语，差点把侍寝的刘美人掐死。皇后娘娘怕事情传出去有损皇上的威严，把殿前服侍的全都换成了皇上比较信任的人，太医院的诸位太医也都拘在了乾清宫，直到今天早上皇上清醒过来，金吾卫这才开始正常地换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