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国子监还可以偷偷买一点监生的名额，换取收入。
现在大明发现，行政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更容易做官，而且升官也快。若是敢去边远地区磨练，更是跟做飞剑一样快。
谁还在乎国子监这坡地。
从神京光复开始正式衡定的民爵也渐渐普及，只要纳税额度高，就能获得子、男之爵，形同贵戚。
就算纳不了那么高的税，当兵、做工、乃至务农，男人只要有正经营生，女子只要嫁得夫婿。就能拿到“公士”的头衔。
这公士虽然没有免税的优待，但却能在大明境内畅行无阻、见官不拜。
还可以不以“小人”自称，更能够合法穿着绫罗绸缎。若是放在嘉靖朝之前，这就是个不完全版的生员啊！
真正的生员也只不过比公士多免了二石税粮罢了。
这种情况之下。用不了多久，别说没人参加科举，就是看四书五经等等元典的人恐怕都不多了。
当年汉武帝并未禁毁百家，但因为只有儒生能够做官，所以诸子尽皆湮没。这正是董仲舒以“独尊儒术”达到了“罢黜百家”的目的。
如今皇帝陛下也没有废科举，只是偏心新学，这正是以“广尊诸子”来“罢黜儒教”，可惜世人眼中只有功名利禄，也跟着纷纷入彀。
——这个世道果然是笨蛋比鸡蛋还多！
吴甡看到案头放着的两个鸡蛋，这是光禄寺送来的早点，他吃不了放着的。
“国子监本国朝立学选官之本，如今各序痒献才选能后来居上，岂不令公等羞惭？一味贪求国帑，而不知自新新民，岂非本末倒置？望太学诸公申序痒本义，本国学正宗，选贤与能，有益家国，而经费自当禀足也！”
吴甡提笔写下票拟，贴在了题奏上。
吴甡的这几句话写得十分公道，而且是站在新学的立场上贬斥国子监。如今朝中小官书吏多是新学出身，占据了朝官大半，所以这种话即便传出去引起小部分人的不满，但终究还是能够得到广泛舆论支持的。
而且新学是今上不遗余力推动发展而成，在朝中不要跟皇帝对着干，这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其他阁老都是进士出身，本就对国子监出身的官员看不上眼。于是这票拟便随着题本走舍人科进了司礼监。
如今司礼监可真是一个传达室都不算的衙门，所有本子只在那里放一下，宦官只负责帮忙搬运。经手文字的都是舍人科舍人，最终由皇帝亲自批红。
徐梁一天的工作时间在十小时左右，与阁老们交流，接见各部门长官，接见回京叙职的外官，接见陛辞的官员……种种这些需要花去三到五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则要处理各地送来的奏本，即便经过内阁分类票拟，将“请安”、“祝贺”、“报瑞”等无关紧要的本子交给舍人科回复，每天还是有数百本奏本。
若是碰到自报考成科目、财产申报的时期，奏本更多。
虽然许多奏本都只需要提批：“某部知道”、“内阁知道”、“照此办”……但偶尔也要进行抽查，以免被诸多人精糊弄。
剩下关于军国大事的奏疏则要细细阅读，统合奏本意见和内阁票拟意见，深入思考之后才能做出决策。有些分歧过大的，则还要面见当事官员和阁老，进行讨论。
如此庞大的工作量，舍人科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程贵妃先命人查了一下新朝元年以来的国子监出身官员名单，发现从国变之后就再没有官员是国子监出身的了。
这就意味着国子监对今上的作用几乎为零。
加上又是要钱，就连内阁老先生们都看不过眼，所以这封题奏理所当然地归于“不重要、不紧急”一栏，等有空了才递呈御览。
徐梁连本子都没翻开，只看了票拟，便提笔写道：“国子监知道。”旋即放在一旁。
此时距离国子监上奏，已经过了三个月。距离吴甡票拟递呈，也已经过了一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国子监祭酒都已经换了新人。
新祭酒就是大名鼎鼎的蕺山先生刘宗周。
这位大儒在原历史时空中因为国亡而绝食而死，在死前大彻大悟，是个不逊于王阳明的大宗师。只不过他没有王阳明的通达，不曾有过平定祸乱的军功，所以历史评价并不高。
对于徐梁而言，第一次听到刘宗周这个名字还是在重生之后。因为没有前世的人物设定，徐梁将刘宗周归入了“空谈腐儒”一类，而且是极其不会说话的腐儒。
身为江南绍兴的大学问家，与那么多势家往来密切，这位蕺山先生竟然还天真地相信，只要皇帝做出好榜样，过着符合道义的儒式生活，天下就能大治。
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是势家的代言人，但刘宗周能做出饿死自己来殉国这么残忍的事，可见他是真的如此相信。
最终结果就是崇祯如此文青的皇帝都觉得他迂阔，只是感叹他的忠心。
徐梁起用刘宗周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刘宗周的名声的确太大，他的两个弟子黄宗羲与陈确又都在舍人科供职。
如今吏部尚书解学龙其实跟黄道周、刘宗周也都是一路人。
朝野一片呼声请刘宗周出山，徐梁自然没必要为了一个国子监祭酒的位置为难吏部。
让人意外的是刘宗周竟然出山了。